如果你到过小米位于北京的园区，你一定会对门口那头插上金色翅膀的猪印象深刻。2021年刚建成的时候，这里一度成为打卡圣地。

这头“飞猪”的来历相信大家多少都有听过，10年前，雷军曾经说过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站在台风口，猪都能飞上天。”

那时他带领金山对抗微软，完成了从程序员到企业管理者的转变，也赶上了移动互联网的第一波浪潮。往后的10年里，这句话经常被用来奚落小米的低谷或者描述小米的崛起。雷军说这让他一度很困扰。

他解释说自己的本意并不是投机主义，“可能是用户线下当面说需要这种产品，也可能是金山内部的程序员、工程师表示对这方面有兴趣。大家一拍即合，就去做了。”

换句话说，在金山时期由他主导的所有产品，都不是追随时代风口而诞生的，“（金山）这样的企业呢，它的生存能力很强，它一定不容易死掉，但是要做到很大的话其实也不容易，所以我才讲出了风口论，我是认为我们不仅要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

而“造车”这条赛道，显然是小米这家科技公司在2021年走到10年这个当口时，能看到的最宽广的路和最大的风口。

顺势而为

“我特别害怕落后，怕一旦落后，就追不上，我不是一个善于在逆境中生存的人。”

不同于大部分企业家喜欢展示刚毅、先知的外部形象，雷军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他为了不让自己陷入困境，会先把一件事情想得很透彻。

“极度保守下的极度冒进”是雷军对自己的评价，这种极度保守让他在2015年没有选择贸然下场，只是投资了李斌，留下了“我曾以为新能源造车是骗钱”的名句。

也让他在2019年，小米成功上市半年后，没有选择听从时任小米参谋长的王川的建议，而是再次否决了造车的提议。

但同样的，雷军只是虚掩着造车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死，他给了何小鹏5000万美元，这让他在一年后出现在了小鹏美股上市的庆祝典礼上。

当时的雷军作为圈内著名的投资人，只要他投资公司的市值超过10亿美金，他都会送一块金砖表示祝贺。

何小鹏后来回忆说，上市当天他有点喝多了，打开雷军送的礼物，发现是块金砖，直到第二天酒醒了，何小鹏才反应过来这个寓意。

“我以前很羡慕永福（前UC的CEO）能拿到一块金砖，现在总算我也拿了一块了，我还挺开心的。最开始的时候，雷总更像我的导师，但现在他更像我的大哥。有时候他需要帮助，兄弟们也会力所能及，做一些我们能做的事情。”

不同于其他下场造车的跨界人士，雷军对于何小鹏、李斌等人来说，既像创业路上的贵人，也像人生的导师和偶像。

在小米汽车亮相前，雷军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标建筑上，通过灯光秀和大幅海报向各家新能源车企致敬，相较于其他车企用官微回应，何小鹏和李斌都是用个人号亲自下场支持，足见关系之紧密。

这种关系也体现在两个人发布会上遥相呼应。雷军说前不久遇到何小鹏，两人聊起造车的艰辛，他跟何小鹏说，造车三年后才发现这个难度比他原来想的至少难上了10倍，所以他特意在致敬的海报上加上了“诚挚”两个字。

在小鹏X9的上市发布会上，何小鹏表示，如果你想坑朋友就让他去造车，而随后被问及“雷军是被你害去造车的吗”时，何小鹏则连忙摆手表示“不是不是”。

事实上，直到雷军宣布造车的3个月前，小米董事会建议研究电动车未来前景时，大部分小米的管理层还是十分抗拒的。

原因也不难理解：小米花了快10年时间，爬到了手机行业的世界前三，雷军当时看不到手机这场仗结束的迹象。小米该如何投入，能投入多少在“造车”这场战役里，都是未知数。

但是，2021年1月15日的那个早晨，改变了一切。

在那一天，美国国防部将小米列进了DoD的名单，DoD名单，就是美国认为“中国军方控制或拥有的中国企业清单”，被列入这个清单后，美国会禁止海外投资者投资，对于海外上市公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小米股价应声下跌，跌幅超过30%，3000亿港元，在一天之内付之东流。

雷军和管理层都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身经百战的他们都有些慌乱，萦绕在他们头顶的是更大的一片乌云：美国下一步会不会像对待华为一样制裁小米，最后导致小米连手机也做不成？

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没有人敢赌这个答案。

于是，当天雷军就组建起了一个规模为10个人的筹备组，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几乎跑遍了所有的知名车企，进行了85场业内拜访沟通，与200多位汽车资深人士交流，开了4次管理层内部讨论会和两次正式的董事会。

小米集团副总裁林世伟事后回忆说，雷军是抱着‘小米不做汽车’的心态去做调研的，但是调研一圈后他们得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如果不做汽车的话，未来不仅手机会卖不动，小米这家公司也将泯然众人。

那两个月，雷军十分纠结，他白天会想到100个可以造车的理由，晚上又会列出100个不能造车的理由。

正是在那段时间，雷军爱上了跑步，他说跑步能缓解焦虑，让自己冷静思考，也让他认识了更多朋友。

有一天，雷军与许知远约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跑步，两人细数了自己半生的经历才找到了共通点：大学都是学的计算机。

雷军询问许知远为何从计算机转行当记者，许知远则把同样的问题抛回给了雷军。那是雷军第一次认真思考自己人生的三次转变。

对于雷军来说，他的身份从程序员到管理者再到投资者最后到创业者，都是从一个舒适区转换到另一个陌生的领域，用超前的学习能力和韧劲对抗巨大的痛苦。比如，谈到自己的2016年时，雷军经常用的两个词就是：迷茫和低谷。

当时的小米陷入了自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小米供应链团队与三星中国区高层发生争执，导致三星单方面停止对小米的供应，供应链面临3个月的极度缺货。设计研发的滞后和产品更新换代的缓慢也让销量大跌。整个手机行业都觉得小米快不行了，供应商和产业链都对小米的生存抱有疑虑。

雷军为了挽回败局，撤掉了小米手机供应链的直接负责人郭俊，随后劝退了创始人之一的周光平。后来雷军承认，任免周光平那天，他和公司团队特意预约了一辆救护车在楼下，防止周光平无法接受。

随后他与手机团队的200余人一一交谈，最后做出了自己亲率手机部的决定，雷军跟底下的同事笑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亲自干。”

这件事情给雷军的影响很大，他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放下“好好先生”的形象，充当一回杀伐果决的“恶人”。

也是第一次，雷军意识到，狂奔了6年的小米即便已经在销量上做到了全球前列，但在组织架构和人力资源上，是混乱而脆弱的。

在掌管手机部的那段时间，雷军没有在晚上12点前下过班，例会是四五十个人挤在他的办公室里汇报进度。雷军几乎直接管辖了每个团队的负责人，这种极端的做法在他看来是无奈之举，因为这是最快能把自己的要求覆盖到每个小组的方法。

对于雷军的另一个挑战是，他需要快速学习所有的东西，做决策需要知识作为背景，毕竟现场指挥的决定不是靠商量出来的。“大家可以思考，我是软件和互联网背景，去管硬件研发部门，这需要补多少知识？当时一边自己学习，一边带着团队补课，从几百人一点点走到今天。所以过去5年一直谈的是补课，谈我们的位置，与世界巨头的差距，但是坚信没有什么学不会的，没有什么干不成，只要勤勤恳恳，就一定能干成。”

这听起来很鸡汤也很鸡血，但正是有了8年前的这段经历，雷军面对造车这个更加陌生的领域，有了一些可以沿用的“方法论”。

在正式造车前，雷军给自己的目标是一定要开满100辆车，认真学习每一辆车的优点。于是他到处找朋友借车，每开过一辆车后，他都会在这个清单上给这辆车的每一个细节打分。到最后，他已经开了超过150辆车。这其中让他印象最深的，毫无疑问是特斯拉和保时捷。

早在2013年，雷军就曾远赴美国两次拜访马斯克，在试驾当时还未进入中国、智能化尚属初级的特斯拉之后，雷军立刻订了两台，一台给自己，一台给俞永福。

雷军曾经在微博晒出自己阅读的两本书，一本是保时捷创始人皮耶希撰写的《汽车和我》，一本是本田创始人本田宗一郎撰写的《梦想力》。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于保时捷的喜爱，“我们要造的不是一款平庸的车，我们要造的是一辆媲美保时捷、特斯拉的梦想之车，它同时也是一个好看、好开、舒适、安全的移动智能空间。”

在雷军看来，130年的汽车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汽车作为出行载具的前100多年，这其中的翘楚是保时捷；第二部分是汽车变成“可移动的计算终端”，这里面的开创者是特斯拉。

在2020年的时候，雷军觉得造车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当时小米做过用户调研，结果发现用户给小米汽车贴的标签出奇的一致：科技、生态。

于是，雷军给小米汽车的定位是引领第三个阶段，即“先进的移动智能空间”。

“这个比喻可能不太准确，但智能电动汽车其实就是一个大号的手机装了四个轮子。”

在雷军的判断里，汽车已经从一个工业品在向电子消费品过渡，两个行业在快速融合。整车电子件BOM（物料清单）占比已经超过50%，未来比例只会越来越高，汽车的研发成本中2/3是电子相关，加上国内目前完善的供应链体系，雷军因此自信地表示：“小米进入汽车行业对我们来说有挑战，总体难度可控。”

时代给了雷军又一张船票，只是这次，与他一同登船的人，不一样了。

逆势而动

2009年12月16日，雷军在一家酒廊里喊来了当时的金山旧部和一些朋友，在一瓶又一瓶的酒精中回望人生、唏嘘不已。

在业界，雷军被称作“劳模”，你很难想象一个满地卷王的企业家圈子里，竟然会有一个公认的“最勤奋的人”，但雷军的确做到了。

那时的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周七天不休息，每天的睡眠时间长期只有四五个小时。虽然后来在小米“轻松”了些，把每天工作时间缩减到了14个小时，周天除非天塌下来否则绝不工作，但勤勉程度和工作强度之大让何小鹏看了都表示：“我不想当雷军，他太累了。”

酒桌上的雷军心情很低落，不断在反思和质疑自己的劳模人生、职业生涯、领导哲学、做事方法是不是错了。那时的小米还没成立，离他出走金山，也已经过去了快三年。

在时钟离12点还剩半个小时的时候，雷军才开口说，今天是他40岁的生日。

雷军用“一事无成”形容自己人生的前40年。

对于世界上99%的人而言，29岁当上一家百强公司的总经理，38岁将掌舵的公司送上市，毫无疑问是一个顶配的成功人士模板了。

但对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是前1%的雷军来说，上市用了足足8年，市值也“仅仅”只有53亿港币的金山，显然承载不了他的野心。以至于雷军后来略带遗憾地表示金山没有大成，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珠海到香港真的只有一个小时船（的路程），但就这一个小时船，我们走了19年。”

后来的小米联合创始人，尊称雷军为“老大兼老师”的黎万强也回忆称，在金山IPO之后，雷军很落寞，迷失了，每天早上起床都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在我快四十岁的时候，我有一次从睡梦中醒来，我就在想，我曾经想办一个伟大的公司，做一点伟大的事情，到了四十岁觉得自己一事无成。”雷军知道说这些话肯定会被舆论骂，但他依然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袒露在公众面前，“这对于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大家都会觉得你有点‘装’，其实不是，主要是看你的追求是什么。如果你从小就想做一个伟大事业，然后你到了40岁你觉得你不伟大，内心的挫折感是很强的。”

在那个生日的雪夜，还是黎万强扭转了话题的方向，他拍着桌子对垂头丧气的雷军喊道：“才40岁，好日子还在后头。”临到头，大家说40岁了要总结一下，雷军丢下一句话：“要顺势而为，不要逆势而动。”

这话跟“飞上天的猪”异曲同工，所以在生日夜的4个月后，雷军就在北京银谷大厦和六位联合创始人喝上了小米粥，搭上了移动互联网的顺风。

在离开金山之前，雷军就曾与王川闲聊问道：“你相不相信，我离开5年之后还能做一个这么大的公司?”事实上，雷军连5年都没用到，小米成立3年的当口，估值就已经达到了100亿美元，在当时成为了中国第四大互联网公司，排在它前面的，有且仅有：阿里、腾讯、百度。

这样辉煌的战绩，自然离不开小米内部强大的“造血”机制，初代小米联合创始人都是雷军从各行各业挖过来的大佬，直到2018年，王川才加入“联合创始人”，成就小米的“八大金刚”。

同样是在2018年，小米的合伙人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3人离职（周光平、黄江吉、黎万强），3人退出业务一线（王川、洪锋、刘德），1人不再担任核心管理者（林斌）。小米管理层的换代并未结束，2020年扩充的4位合伙人也在两年内各有去处，周受资去了字节任CFO，张峰去了小米子公司景润科技，王翔也卸任了集团总裁，只担任高级顾问，只有前金立总裁卢伟冰一直陪在雷军身边。

身边人来来去去，在过去10年的时代大势里，雷军是游得最远、也是游得最累的那个人。

2017年小米面临线上转线下的困局，雷军在4天内，跑完了河南4个市、5个县、10多个乡镇，为小米之家的渠道下沉站台。你很少能在同时代与之对垒的其他企业家身上看到这些故事，相比华为成熟的轮值董事长机制，在小米遇到瓶颈时，永远是雷军自己身先士卒，冲在一线。

以至于在2021年小米的校招培训会上，雷军半官方半坦诚地畅想着有一天能够在这群90后甚至00后中出现30岁的集团高管，“小米的火炬，未来十年里，需要这些新人从第一代创业者手中接过”。

但现在，雷军需要像10年前一样，批阅数万份简历、天南海北地拜访学习、争取供应链资源，与时间，再来一次赛跑。

好在，小米的号召力让雷军快速网罗了一大批汽车圈的资深大牛，各大车企的优秀工程师汇聚在雷军周围，甚至有不少自愿降薪、降职加入。

但即便有人才相助，一个人的精力终究是有限的，即便是“劳模”雷军，在面对需要平地起高楼的“造车”工作时，也无法再多分心。于是他将小米最重要的命脉，手机品牌交给了卢伟冰，甚至让出了发布会主讲人的位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晚是雷军第一次卸下关于小米的重担，它代表着至少在手机这个品类上，小米的品牌力已经压过了雷军个人，即便人们并不习惯一场没有雷军的小米手机发布会，但雷军不需要再为一部新手机做代言人了。

但汽车不一样。

小米汽车仍然跟“雷军”这个品牌高度、深度捆绑，只有雷军能在发布会轻描淡写用最决绝的语气回应外界最关心的价格问题：“这个车配置非常强，成本非常高。大家喊的99000元、149000元甚至199000元，我觉得都是在开玩笑。定价可能确实会有点贵，我们会在小米汽车正式产品发布会上公布。”

也只有雷军，能让在外界看来“九死一生”的小米汽车拥有成功的可能性。

在小米汽车亮相的发布会上，雷军笑称小米SU7的外型草图有很多版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是老板，最后还是用了他的。

台下的大家相视一笑，大家都明白是为什么。

写在最后

雷军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听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荡》，歌词里面唱着“一个男孩究竟要经过多少旅程，才能蜕变成一个男人”。

对于雷军来说，造车只是他的又一次启程。一路求索，关于商业和人生的思考，不同时期的答案，相信也一直在他的脑海中回响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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